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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法只有作为一个制度和体系，独立存在才有可能。

在此意义上，塔玛纳哈指出，所谓法律，就是特定人群通过他们的社会实践辨别出来并且当做法律的社会现象。1954年宪法第22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确立了中央高度集权的立法体制，反映了一种比较彻底的国家法中心主义。

解放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逐渐明确了马列主义的法认识论，这一认识集中体现于1949年2月22日《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和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之中。三则，党内法规的实施方式与国家法律有很多共同之处，二者区别主要体现为党内法规不存在国法意义上的司法活动。（二）社会科学中的法认识论 法律在人类社会中有着重要的影响，是各类学科共同的研究对象，关于法的认识没有完全被法学思想垄断，其他学科对于法也有着不同的认识。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举起马列主义的旗帜来搞政治经济学、搞史学、搞哲学和搞文学的人都占领了一定的阵地，比如在大学讲堂上、在刊物上、在文坛和戏坛上，是有些阵地的。认识法律的第一步，首先应该打破各种想当然的预设，例如法律等同于国家法、法律具有规范性、法律具有本质或功能，秉持一种最大程度的开放性立场，考察人类社会中出现的各种法律现象。

我国的国家和社会事务、党的事务等领域都有着众多的调整规范，包括法律、道德、政策文件、社会规范和不成文惯例等。摘要：法的认识论主要来自法律实证主义、非法律实证主义和法律多元主义。傅士成曾将手段意义上的行政强制措施分成执行性强制措施、即时性强制措施和一般性强制措施。

[11]参见杨文忠编译：《日本行政法概述》，载《行政法研究资料》编写组编：《行政法研究资料》（下），中国政法大学1985年5月编印，第555-557页。1988年，南博方的《日本行政法》被译为中文，进入行政法总论的即时强制再次出现，也因为该译本自身的影响力，而有较大范围的传播。[40]需要稍作说明的是，《行政强制法》第19条规定的情况紧急的实施程序是指该法所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诸如查封、扣押、冻结等）的紧急实施程序，与即时强制有相近之处，但仍为两类措施。来源：《清华法学》2022年第6期。

之所以修改了这一观点，主要是因为《行政强制法》为行政机关实施的强制执行与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设定了不同的发动条件，基础行为的生效标准出现了多样化。即时强制容易与直接强制混淆，直接强制是以命令为前提，在对方不服从命令时采取的措施。

故而，行政强制措施直接成为行政法总论的内容。[10]但当时也仅限于田中二郎《行政法总论》的目录。[25]参见王连昌主编：《行政法学》（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2-226页（方世荣执笔）。这里的行政强制措施与第11条第1款第2项的行政强制措施是相近的，都是指带有强制性的措施，而不仅为行为意义上的行政强制措施。

从这意义上说，即时强制也应有紧急强制与一般强制之分。[48]但同一个名称的措施其实可以用于不同的目的，例如，查封、扣押既可以是避免危害发生或控制危险扩大的预防性措施，也可以是为了确保将来可以执行的保全性措施。该款也规定了行政强制措施适用的几种情形或目的，即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如果着眼于此，并结合第9条明确列举的措施，也可以将行政强制措施大致分为预防性、制止性、调查性和保全性措施等几类。对于行政强制执行与行政强制措施的关系，该书认为，行政机关为了迫使义务人履行义务所采取的强制性手段可称为行政强制执行措施，行政强制措施包括预防、制止、恢复、保全、执行等各种性质的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执行措施只是行政强制措施的一部分，两者是种属关系。

[47]傅士成对行政强制措施的三分法，如果使用今天《行政强制法》之下的表述来说明，其实就是对行政强制采用行政强制执行、行政即时强制和其他行政强制的三分法，再进一步说，是将行政强制分成行政强制执行和行政强制措施，再将行政强制措施分为即时性强制措施和一般性强制措施。[44]另外，从概念的性质来说，‘行政调查概念是着眼于一定行政活动目的而建立起来的概念，‘即时强制概念原本是着眼于行政的活动形式而建立起来的概念，因而，两者原本并不是理论上不相容的概念。

而即时强制则是在没有要求履行义务的命令的情况下，突然实行强力的措施。四是从属性，起着预防、保障的作用。

因而，在行政法学的体系定位上，可将两者置于行政强制之下，其再上位的概念就是确保行政的实效性制度，而非确保义务履行的制度。故而可以说，行政强制措施已然成为中国行政法学的自创性概念。1997年，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在王连昌主编的《行政法学》（司法部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中成为一章的章名，行政强制措施不再是行政强制执行措施的上位概念，而成为一种与行政强制执行相并列的行为方式，而这也成为此后行政法学的通常认识。适用这种强制措施一般不以行政相对人不履行行政法规定的义务为前提……行政制止措施是为制止行政违法行为和预防危害后果而实施的行为，一般要以行政相对人不履行行政法规定的义务为前提。[7]范扬进一步批评指出：立案者所有行政法学之知识，实属可疑。[25]这一分类也显示出它与苏联行政法学仍具有一定的承继性。

而行政调查中的强制是行政主体依职权的行为，具有命令性、强制性和执行性，其目的是掌握和了解有关信息，以采取合法合理且有效的行政管理手段，确保圆满地实现行政目的。但是，近代行政法上的即时强制，并非一般性概念，而仅仅是警察行政法各论层面上的即时强制，新中国成立之后才成为行政法总论上的概念。

如今的行政强制措施已然成为一个中国行政法学的自创性概念。[17]在行政的一般制度体系上，盐野宏同样是将即时执行、行政调查、行政上确保义务履行的制度并列为三章，在行政上确保义务履行的制度之下谈论行政上的强制执行。

胡建淼认为，行政强制措施具有六个方面的特征：一是限权性，而非授益或是对权利的剥夺。行政强制执行与其他行政强制措施有很多区别：①前提不完全相同，行政强制执行必须以相对人负有义务为前提，但其他行政强制措施则未必，行政机关在特定情况下可径自采取行动。

与一般性行政强制措施相比，行政上的即时强制首先是带有紧迫性，其次是有时不以相对人有违法嫌疑为前提，再次是一种独立的强制措施，不从属于其他行政行为。[42]参见同前注[17]，[日]盐野宏：《行政法总论》，第166-167页。而且，也因为未再使用即时强制的概念，行政强制措施也就没有了即时强制的要件限制，而有了更大的包容性。一种是二行为说，即行政强制之下包括行政强制执行和即时强制两类行为，其代表是德国。

较为一般性的规定是警察职务执行法，其他行政性法规也有规定，有对身体的强制、对住宅的强制以及对财产的强制等。1.钟赓言的即时强制论 20世纪20年代，在钟赓言的行政法总论中，并不存在即时强制的概念，而仅有行政上的强制执行。

警察上的即时强制是警察上特有的强制，即因警察上的必要，以实力加诸人民的自由和财产而作出事实上侵害的作用。这也是这一概念的问题所在，在法律将其实定化之后，问题就更加凸显出来。

由此，国家以法律的方式改变了行政法学界过去将行政强制措施作为措施、手段总称的部分做法。一种理解是，汲取日本行政法上即时强制、强制调查理论来解释我国实定法上的行政强制措施。

杨建顺认为，这说明《行政强制法》并未将全部行政强制措施纳入其调整范围，除了其列举的类型外，还有行政上的即时强制和行政调查中的强制，都可以归类于这里的行政强制措施范畴。行政强制措施可谓融合了传统的即时强制，苏联行政法学上行政强制措施之下的预防措施、制止措施以及保全措施等。经过上述辨析之后，其他行政强制措施的特性也得以彰显，之后学界便以行政强制措施来指代。从法律效果来看，行政强制措施可以分为程序性行政强制措施与即时性行政强制措施，前者是指行政机关在某一行政程序中为了实现某种目的而作为手段所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如调查性和保全性措施等。

这样的强制称为行政上的强制，因为它是依据具有权能的行政机关的直接命令程序而行使的，它包括本义上的行政强制与行政上的处罚。也就是说，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前提条件是情况紧急，不需要有待履行义务的行政决定先行存在，是一种暂时性限制或控制行为。

参见范扬：《评新行政执行法》，载《安徽大学月刊》第1卷第1期（1933年），第6-13页。2.范扬的即时强制论 民国时期对即时强制的介绍主要是几本行政法各论教材，其杰出的代表当属范扬（东京大学法学士）的著作。

[39]如此，在不介入相对人义务或无先行行政决定的层面上来理解即时强制中的即时，就可以实现行政强制措施与新解的即时强制一体化把握。1.行政实效性保障或行政强制论的统合 一种做法是以行政实效性保障制度来定位即时强制，并将相关制度统合在行政实效性保障制度之下。